甲午戰爭打碎了孫中山進入體制的夢想。鄭觀應建議重建中國政治架構。郭嵩燾的遭遇令人惋惜。嚴複認為李鴻章用人有誤。
  甲午戰爭敗於中國的士大夫素來瞧不上的蕞爾小國日本,這種刺激非同小可。如果說,鴉片戰爭使他們認識到了西方國家的船堅炮利,那麼,甲午殘敗讓他們明白,延續已久的皇權專制體制到了非變革不可的時候。
  1894年的甲午戰爭距今已經兩個甲子了,回望往事,依然令人唏噓,一個原本欣欣向榮的“同光中興”生生被這場戰爭給攪黃了。近代中國的歷史硬是被切割成前後兩個時期:先前相對比較從容學習西方(中體西用)的情形不復再見,一波又一波的激進主義在甲午戰爭後不斷發生。
  孫文:既得利益集團不思進取
  指望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,猶如期待“吃人的野獸”改用餐具,與藉此將他們改造成“素食者”一樣荒唐。
  還在甲午戰爭正在進行的時候,“革命先行者”孫中山就意識到了滿洲人不足以引領中國走上現代化。他在1894年11月發佈的《興中會章程》中,大膽倡言“驅逐韃虜,恢復中華,創建合眾政府”,將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歸咎為滿洲人的愚昧顢頇、因循苟且、粉飾虛張,不明世界大勢、國際潮流,終於導致喪師辱國奇恥大辱,輕忽於萬國,蒙羞於鄰邦。孫中山的困惑是:為什麼擁有四萬萬蒼生之眾,擁有數萬里土地之饒的中國,不僅不能發奮為雄,繼續引領亞洲,引領世界,反而被一個東鄰島國所欺侮?
  根據自己的觀察,孫中山以為古老的中國之所以在近代落到這個地步,主要是因為中國遇到了一個落後“異族”的統治,兩百年的政治發展,三十年的經濟成長,使清廷內部形成一個又一個特殊的利益集團。這些特殊的利益集團,出於自身利益考量,久已滿足於現狀,不思進取,甚至面對危機,也寧願犧牲國家而不願為改革犧牲自己的利益。滿洲貴族統治的中國已經讓利益、階級徹底固化、綁架,假如中國不能推翻滿洲異族統治,指望這個既得利益集團引領中國走向現代化,猶如期待“吃人的野獸”改用餐具,與藉此將他們改造成“素食者”一樣荒唐。(《中國的現在與未來》《孫中山全集》捲一,104頁)
  基於這樣的獨特認識,孫中山從1894年開始,也就是戰爭還未結束的時候,就從一個人的覺醒開始了“一個人的革命”,進而從一個人的革命,帶動整個民族的覺醒、革命。從這個意義上說,假如沒有甲午戰爭,假如不是輸得這樣慘,孫中山可能不會革命,說不定他會高高興興謁見李鴻章,爭取在體制內謀得一個位置。
  甲午戰爭打碎了孫中山進入體制的夢想,使他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轉變為堅定的排滿主義者。孫中山民族主義覺醒代表了甲午戰爭後中國人的一個方向,不過實事求是說,革命、排滿,在此後很長時間還不是中國社會演變的主流。
  嚴複:引進“社會進化論”
  嚴複指出,當今世界,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叢林,中國人必須堅信“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”的道理。
  細繹1894年中國思想界的主流,可能還是以嚴複為代表的進化論思想。這個思想不僅不否定清廷引領中國進步的過去,而且認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另有原因,中國輸在戰術而非戰略。
  作為海軍出身的啟蒙思想家,嚴複對甲午戰爭有著別人無法理解的心理創傷,沉沒於海底的北洋將士,不是嚴複在福建船政學堂、英國皇家海軍學院的同學,就是他在北洋水師學堂的學生。這些鮮活的生命在一夜之間天人相隔,這不能不讓嚴複憤怒、悲涼、哀嚎。如果不瞭解這個背景,就很難理解一個溫文爾雅的讀書人,為什麼會在甲午戰敗後如此憤怒,發表那麼多振聾發聵的檄文。
  嚴複認為,中國之所以在這場戰爭中一再被動,均源於李鴻章用人有誤。最初是聽信武斷獨行的袁世凱,對朝鮮時局、日本謀略,判斷有誤,致使中日不得不訴諸武力;其次,信其婿張佩倫對淮軍內部人際關係的分析,一門心思想讓聽話的同鄉衛汝貴挑大梁,命其率騎兵、步兵六千人進駐平壤,原本準備在那兒進行一場決戰,然而衛汝貴不僅不積極抗敵,反而貪污軍糧軍餉,致使全軍大嘩。待到快要與日軍進行決戰時,衛汝貴竟然一路狂奔逃亡沈陽。第三,嚴複認為,李鴻章更不應該重用其外甥張士珩,李鴻章對自己的外甥究竟是什麼樣的德性,不能說一點不知道,對於張士珩的貪婪應該有所瞭解,這樣重用私人,結果張士珩貪贓枉法,致使軍火短缺,炮台皆不足以斃敵。李鴻章以自己一生的勛業,徇此四五個私人的情面,從而使國家蒙此大難,李鴻章除了以死謝國,還有什麼顏面苟活於這個世界上呢?
  嚴複對戰爭責任的檢討是有意義的,他對李鴻章的指責也大致不錯,由此嚴複並不認為先前幾十年中國洋務新政有根本錯誤,相反,他認為中國在追求富強方面還做得遠遠不夠。嚴複指出,當今世界,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叢林,中國人必須堅信“物競天擇,適者生存”的道理,必須心無旁騖重建一個近代國家,開民智、新民德、鼓民力,一個強大、充滿現代氣息的中國不僅可以避免甲午戰爭這樣的羞辱,而且是世界和平的保障。
  馮桂芬、鄭觀應直指體制變革
  馮桂芬、鄭觀應等早在其甲午戰爭之前的著作中建議,參照西方國家的議會體制重建中國政治架構,甚至應該考慮像東西洋各國那樣構建君主立憲體制。
  甲午戰敗喚醒了國人,喚醒了統治者。先前幾十年不斷呼籲的發展實業、保護商業、改革教育、發展教育等,都因為這場戰爭的失敗而亡羊補牢,在政府的倡導下,實業救國、教育救國,很快從一般性呼籲、倡導變為舉國共識,成為實際發展著的運動。
  而且,由於《馬關條約》允許外國資本自由進出中國,原先管制型的經濟形態發生了巨大改變,國際資本的自由進出不僅改變了中國的經濟構成,讓鐵路建設、礦產資源的開采成為可能。而且,外國資本為中國民族資本提供了機會與示範,近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開始發生,一個新的資本家階級開始出現,工人階級也不再是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手工業者。
  戰前三十年洋務新政期間,並不是沒有人看到危機,看到問題,郭嵩燾、馬建忠、薛福成等早就建議應該引領中國走上世界,與世界一致;王韜、陳熾、鄭觀應等建議應該釋放社會、釋放媒體,最大限度讓社會自治,讓媒體像媒體,成為社會權力的一極;馮桂芬、鄭觀應等早在甲午戰爭之前的著作中就建議,參照西方國家的議會體制重建中國政治架構,甚至應該考慮像東西洋各國那樣構建君主立憲體制。這些思想主張在甲午戰前均被虛矯的經濟成就完全屏蔽,經濟的虛胖讓很多人以為既有體制優越於東西洋。
  慘烈的失敗換來沉痛的反思,沉痛的反思為中國迎來了一個沉痛的轉身。知恥而後勇,原本就是先聖往哲殷切教誨,中國人不怕失敗,就怕失敗之後不敢承認。甲午戰敗讓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,惟一值得中國人慶幸的是,失敗後的中國沒有就此沉淪,沒有怨天尤人,而是奮起,坦然承認失敗,毫不猶豫轉身向東,向打敗自己的敵人學習。從此,中國人開始了艱難的維新曆程,康有為、梁啟超在京滬兩地相繼建立強學會,各省府州縣也成立了不同的相應組織,結黨營私、君子不黨的觀念被漸漸打破,政治新氣象在1895年《馬關條約》簽訂之後不久悄然發生,不三年,中國的面貌煥然一新,從而為中國再出發提供了一個現實可能性。
  □馬勇(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)
  【馬勇推薦書目】
  陳偉芳:《朝鮮問題與甲午戰爭》,北京:三聯書店1959年。
  石泉:《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》,北京:三聯書店1997年。
  楊念群主編:《甲午百年祭:多元視野下的中日戰爭》,北京:知識出版社1995年。
  信夫清三郎著,於時化譯:《甲午日本外交內幕》,北京: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4年。
  薑鳴:《龍旗飄揚的艦隊》增訂本,北京:三聯書店2002年。
  雷頤:《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》,太原: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。
  寇偉:《甲午戰爭史話》,北京: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。  (原標題:甲午戰爭影響:沉痛的轉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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